打动外国人的华语片，都有什么共同点？
奥斯卡最佳影片《绿皮书》获奖后四天内地公映；五提四中的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获奖与上映相隔不到一个月；
最佳外语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摄影三座小金人傍身的《罗马》也已确认引进……
发现没？国际电影节青睐的好片与内地观众的时差越来越小了。
这不，上个月捧回两座银熊奖的《地久天长》也将于本周五登陆全国院线。
当地时间2月16日晚，王小帅导演新作《地久天长》在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同时斩获最佳男女主角奖。
男主角王景春成为廖凡（2014年《白日焰火》）之后的第二个柏林华人影帝。
咏梅之前，则有张曼玉（1992年《阮玲玉》）和萧芳芳（1995年《女人四十》）两度成为柏林华人影后。
从更高维度看，即使在三大国际电影节上，这也是华语片首次同时摘得影帝和影后奖杯。
对华语电影和中国影人而言，《地久天长》无疑有着标杆意义。
这部电影横跨三十年的时间长河，以中国80年代两个家庭为载体，以友情、爱情和家庭为线索，展现了极具民族特色的社会变迁和人世浮沉。
除了影帝影后，王小帅导演还集结了齐溪、杜江、艾丽娅等实力派演员，呈现了一场精彩的群像戏。
电影的故事很简单：
80年代初刘耀军（王景春 饰）和沈英明（徐程 饰）两家原本交好，但两家儿子外出玩水时，刘家儿子刘星意外溺水身亡。
刘家夫妇为免睹物思人，举家搬往南方；沈家夫妇则终生被自责束缚。
多年后，几位老人再次相聚，一重又一重真相的揭开向我们展示了三十年跌宕起伏的人生……
儿子溺亡固然是电影最大的矛盾点，但将这件事抻开了放进漫长的三十年时光中，丧子的痛楚与特有的时代背景结合，引发的震动又是全然不同的：
70年代上山下乡，80年代计划生育，90年代下岗潮……
这些特殊年代的特殊事件，在以刘耀军为代表的那一代人身上烙下了鲜明的印记，也让《地久天长》给两家人的羁绊染上了浓重的时代色彩。
其实从华语电影登上国际电影节舞台开始，受国外评委和观众青睐的华语片，大抵都与《地久天长》一样，是有些共通之处的。
今天，我们就以在世界三大电影节中斩获大奖的华语电影为例，找一找这些打动世界观众的华语片共同点。
注：本文讨论范围为：
三大电影节：威尼斯国际电影节、戛纳国际电影节、柏林国际电影节
四大重量级奖项：最佳影片、最佳男演员、最佳女演员、最佳导演
首先，与《地久天长》一样，那些在国际电影节中获奖的华语电影，大多选择有特殊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历史作为背景。
比如史上第一次在三大中获得最佳影片奖的华语片《悲情城市》（1989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，导演侯孝贤），就以1945年至1949年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时期为背景。
此后几部金狮奖获奖影片也都如此：
《秋菊打官司》（1992年，张艺谋）映照中国普法、尤其是农村普法最热烈的时期；
《三峡好人》（2006年，贾樟柯）更是以举世闻名的三峡工程做了整部电影的基调。
在最具影响力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上，华语电影至今只拿到一次最佳影片金棕榈奖：《霸王别姬》（1993年，陈凯歌）。
这部被《时代周刊》评选为“全球史上百部最佳电影”的作品，从1924年讲到1976年后，时间跨度比《地久天长》更大，历史背景也更跌宕。
柏林电影节上，则尤以首次擒得金熊奖的华语片《红高粱》（1988年，张艺谋）为典型。
以抗日战争为时代背景、以山东做地域坐标，再普通不过的红高粱地也成了特殊的意象。
但在戏剧性极强的时间点上，这些获奖作品却很少花大篇幅构筑具体的背景信息，对重要的史实事件通常都是轻描淡写。
它们通常都选择普通的小人物、小家庭入手，更多的笔墨都用来描绘主人公入微的生活细节。
而大环境对普通人的影响，就埋在这些细微末节中，乍看不显眼，细想却让人疼痛难忍。
《悲情城市》中的林家四兄弟，只是想好好经营生活；
《秋菊打官司》里挺着大肚子的秋菊一路从乡上告到市里，最终想要的不过一个说法；
《三峡好人》里的矿工和护士，找的也不过是各自的家和倚靠；
至于程蝶衣，他只是想唱戏而已。
他们看似有各种选择，有无数机遇，最终也不过被时代的洪流推着，一步步迈向殊途同归的结局。
不过作为国际获奖影片，这些作品最大的共通处则是它们最终都落脚于“人”的特殊品质。
这些人的情感、品质甚至本能，才是跨越语言和国界，在全世界流动的闪光点。
像失去儿子、仍“为了彼此活着”的耀君、丽云夫妇；
像再婚也要带着残疾丈夫的图雅（《图雅的婚事》，2006年，王全安，柏林金熊奖）；
像再难也要调好布景拍一张全家福的文清和宽美（《悲情城市》）；
像即使是死，也要再和师兄唱一出《霸王别姬》的程蝶衣……
那些盲目的乐观、坚韧的乐观和无所不能的爱，才是人性的共通。
即使在时代洪流中渺小如蝼蚁，这些共通让我们学着如何在普通的生活中寻找乐趣，在残酷的现实重压下昂首向前。
最终所有人都能找到一个方式与过往和解，然后淡然面对波澜壮阔的人生。
而无论何时何地，生活原本就该如此。
转自：万达电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