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科幻不完全史

“如果宇宙真的无限之大，那么一切可能，都将成为必然。”

终于，无论是纸媒还是网媒，都能挺胸直背，打下“中国科幻电影元年”这个标题。

不管其后跟着句号、感叹号，还是破折号。总而言之，不再是问号。

但光芒万丈的词汇背后，隐含的却是这样一种假设——

中国科幻电影，其实才刚刚学会走路。

看到孩子摇摇晃晃从四足爬行，进化到两足直立，自然值得鼓掌称快。但若是说此前一切付出都毫无价值，自然也是偏见。

我们热泪盈眶之余，不该忽视困顿的实情：我们国家此前的确未曾有过大体量、大制作的工业化科幻电影。

但对于科幻，这一无论在文学还是电影领域，都只能算是小众的阵营，中国也并非没有自己的履历。

所以，无论“元年”一词是否还有待商榷，更多人终于开始试图了解本土科幻，开始相信未来并非触不可及。

我也想管中窥豹一番，聊聊本土科幻的前世今生，及属于未来的那些可能。

我们不会纠结于严格的科幻定义，改变对这一流行文化符号的解释也非本文力所能及。对可能性的幻想，本身就不应被拘泥为某些条条框框，我们应当保护那些本已脆弱的东西。

作为电影最重要的母体之一，文学是避不开的话题。

与其他类型一样，科幻电影也脱胎于科幻小说。

它们同以自己的方式，对抗来自现实的沉重引力。

“1840年，鸦片战争一声炮响，打开了中国封闭多年的门户。”这种形容修辞，的确烂俗而缺乏新意。

战争并未给彼时中国带来真正的文明，但福祸相依的另一面是，它带来了科幻小说这种国人从未耳闻的东西。

19世纪末，李提摩太，一位英国传教士，开启了科幻小说进入中国的元年。

这部译名《回头看纪略》的美国小说，连载于光绪十六年出版的《万国公报》，畅想了2000年的世界风景，其中的许多描述在如今看来也饶有趣味。

1904年，《绣像小说》杂志，发表了一部名为《月球殖民地》的原创作品。

其作者“荒江钓叟”，笔名还是旧时文人品位，但内容在当时却荒诞离奇。

虽然我们如今仍未知道这位仁兄真名实姓，这部小说也是未完结残本，但他的确是中国有据可考的原创科幻小说鼻祖。

同其他类型文学进入中国开花结果的过程一样，《月球殖民地》从内容而言，深受凡尔纳作品《气球上的五星期》启发。

仅仅十三万字笔墨，描述了一位湖南革命党，因躲避清廷迫害流亡日本，偶然结识了鬼才发明家。一不做二不休，两人结伴乘坐飞艇环游世界寻找离散妻子，途中还被一群外星人带走去到月球。

虽然故事到此戛然而止，我们再也没法得知这位湖南宇航员的下落，但将传统章回体形式与新生科幻内核嫁接联合，跳脱出古往民间对月宫嫦娥的幻想，把1904年称为中国原创小说的开端，毫不为过。

此前一年，乔治·梅里埃的《月球旅行记》在法国上映。

我们无法肯定荒江钓叟是否曾有机会看过这“史上第一部科幻片”，但对遥远之地的向往却是世界共通的话语。

同时，随着大量翻译作品引入，如儒勒·凡尔纳与赫·乔·威尔斯 。晚清到民国的一批或大或小作家，开始投入科幻创作这一实至名归的蓝海。

当然，那时的科幻小说，并没有明确的边界定义。

幻想与科普一脉相连，传播西方科学与讽喻时事更是主要目的，愤懑与屈辱交织的年岁里，文人忧国忧民之余，也能借此一纾郁积。同时，这一糅合了志怪小说与域外小说特征的新文类，对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学发展也算大功一件。

鲁迅，梁启超等，都曾大量翻译西方科幻作品，当然彼时并未有科幻这一概念，依然统称为“科学小说”。

各类翻译作品，成为当时期作家的学习模本，甚至一度超过本土原创小说数量，这种西学东渐之盛行，让更多人开始遥想一个全新的未来世界，对社会之想象，逐渐远离桃花源中那般男耕女织的原始模样。

这一滥觞之早，虽不及西方，但其中脑洞大开之程度，也常能令现今读者称奇，我们不能断言这一时期作品对当下有多少传承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在那个印象中闭关锁国的时代，依然还有少数人能跳脱出当下的泥沼，去书写远方。

老舍，看到这个名字先别急惊讶。

这位近代文学史上的巨人，可不只写过中学课本里的文章。

一篇《猫城记》，开启了本土科幻中的“恶托邦”流派，这一读起来有些拗口，与“乌托邦”完全对立的作品，甚至还有谣言说它可能获得诺贝尔奖。

说来有趣，《猫城记》一文如今看来，好似一篇劝谏世人的讽刺寓言。笔锋过处，尽是对旧社会与鸦片泛滥的忧心忡忡，与《动物农场》一样，直击它所生长的土地。

虽然后来被禁，但是当时惟一被译成英文、日文、法文的中国科幻小说。

当然，这篇辛辣的讽刺小说，在后来也给老舍带来无穷灾难，这里就按下不表。

本土科幻草创不过二十余年，居然产生了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品，这种疯狂生长的姿态，下一次出现，已过了半个世纪。

时间往回稍倒，看看其他同样出彩作品。科幻类型的无边穹顶下，短短十来年，生出大量流派。有的师承远方，有的立足过往，有的针砭时弊，有的倾尽狂想。

1905年，紧跟荒江钓叟脚步，笔名“东海觉我”的徐念慈先生，受德国童话《闵希豪生历险记》影响，以《新法螺先生谭》与《法螺先生》，借一灵魂出窍人口吻，游走世界各地乃至宇宙诸星，开启了社会型科幻小说发展。

1912年，受到赫·乔·威尔斯影响的鲁哀鸣，在武汉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乌托邦科幻《极乐地》，其中理想社会“快乐岛”，成为了失败革命者的最后乐园。

1916年，最为接近当代人视野的科幻小说《消灭机》发表，这一以“超级武器”为内核的作品，不仅类似后来好莱坞所拍摄的一系列高概念科幻电影，也头一次让科幻和科普对立起来，作者刻意避开了其他作品的教化口吻，在追求想象力的无边无沿之余，偶然开启了时至今日的“核心科幻”概念。

1935年，《冰尸冷梦记》于《科学世界》杂志发表，作者筱竹继承了秋山衣钵，彻底跳脱出其他科幻作品对社会的牵挂，转而把目光聚焦到“人体冷冻”与“时空跨越”这一技术内核上。在冰山中沉睡200年的尸体，被现代科技复活，我们得以从他的视角，来观察二十二世纪的发达文明。

我们无法尽述从1904到1949，这一萌芽时期到底有多少作品，但值得肯定的是，各主要题材已在这一时期出现，生发出不同流派，大部分流传至今。

但科幻电影此刻还未出现，观众还沉迷于《火烧红莲寺》、《古宫魔影》等一系列主打声光特效的武侠神怪片。

但事实并非那么绝对，早在1939年的上海，新华影业公司，出品了一部名为《六十年后上海滩》的电影。

虽后因内战爆发，战火绵延胶片损毁，如今已无法看到这部作品，但据后来执导《宝葫芦的秘密》与《三打白骨精》的导演杨小仲所言，他的灵感来自赫·乔·威尔斯的小说《昏睡百年》。故事包括死者复活、记忆移植、操纵天气等未来技术。

即使有此个例，把新中国开始前近半世纪，称为科幻电影空白期也不为过。

直到20世纪60年代，内地才再次开始创作一般意义上的科幻电影。

与此同时，虽有文革的低潮荼毒，及战争迫使原生代作家退出创作，大量西方与苏联科幻翻译作品的出版，也催生了一大批水平与视野更为广阔的作者，内地科幻文学藉此到达了自己的中兴时期。

必须理清的是，中国在这段时期内，的确拥有自己的科幻小说，但依然没能形成自己的科幻文学系统。这一野蛮生长的阶段持续甚久且风波不断。

同时，此前小说虽有技术之种，但无科学之实。以上对未来的想象，通常只作为一种替代传统叙事的元素，而未成为看待世界的方式。

电力替代了神力，飞艇替代了妖风，它们更像是神怪武侠的迭代变体，科学技术也只是斗法争雄的宝物。

郑文光，新中国科幻小说之父。

在建国五年后，以一篇《从地球到火星》掀起了遍及北京的天文热潮。而后不过两年时间，他的《火星建设者》一文，就在苏联世界青年联欢会上，获得了科幻类型奖，这也是本土科幻小说所荣获的第一个国际性奖项。

1963年，紧随《凡尔纳全集》在国内出版。

电影《小太阳》上映，这部被刘慈欣赞为拥有巨大科幻内核的科普科幻片，排除了冷硬的技术描述，而将视角投射到一群试图制造人工太阳的孩子身上。

不过，它也并非完全原创作品，题材来源于苏联作家沙符郎诺娃小说《人造小太阳》，1960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引进翻译。

《小太阳》一片，虽然具有其时代意义，但科普与儿童教育依然是其出发点。这也导致了本土科幻不可避免浸透低龄与工具性的基因，与本土动画的发展遥相呼应。

在六十年代，重视文学审美与更强故事性的小说开始浮现。

如童恩正与《古峡迷雾》，王国忠与《迷雾下的世界》，后者更被称为新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发起人之一。

身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，同样也是科幻作家的吴岩老师，曾把五六十年代称之为中国科幻的燃情岁月。动荡时代刚刚退场，大发展大建设的热血熊熊燃烧，无论是电影还是文学，都不免被口号与标语裹挟，或摇旗呐喊，或献礼时代。

同时，囿于国际形势复杂艰辛，本土科幻与外界的连接基本仅限于苏联，之于文学之于电影均不免自说自话嫌疑，而当时西方正处于科幻作品大井喷时期，这种失语缺席的状态，对创作本身有百害而无一利，实在一大遗憾。

十年浩劫你懂，咱们不必多言。停摆期后，中国科幻迎来了短暂的复苏。无论是郑文光、童恩正等先驱，还是叶永烈、王晓达等新血液的涌现，不仅逐渐改变了科幻沦为科普工具的尴尬处境，也开始脱离旧态，开枝散叶。科幻作品文学性的要求再次摆上台面，故事不再只是屈居背后的配角，开始争夺自己的话语权。对未来政治形态的推想，则让位给了人定胜天的乐观主义。

1978年，叶永烈作品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出版，继处女作《石油蛋白》后第一部代表作，首印150万册的傲人成绩，也让科幻小说头一次走进畅销书榜单。更为人熟悉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他也在编著者之列。

同年，《珊瑚岛上的死光》由童恩正创作出炉，文学性远高于大部分前辈，及未来成功的影视改编，公认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电影，让1978年成为中国科幻史上的重要节点。

一名爱国科学家，因发明原子电池，卷入国际财团的政治阴谋，意外坠落太平洋荒岛，与一位华侨博士联手反抗外国威胁。这种以反特斗争为立意中心的状态，也暗示着政治性是中国电影无法避开的关节。

受到《星球大战》热映的鼓舞，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始尝试科幻电影。虽因预算有限，所有外国场景只能搭棚拍摄，更奇妙的是，负责拍摄的上海电影制片人员，此前只看过一部科幻电影。

作为电影关键元素的死光，也完全是土法炼钢产物。没有任何特效设备，只得在胶片上一格格描画出红色的激光射线，依然令当时观众震撼不已。

电影结尾的核弹蘑菇云，也没难住特技人员。他们把黄土研磨筛细，倒进盛满清水的鱼缸，接着拍下黄土在水中弥漫的镜头，掉转画面，就出现了这一神似真实爆炸的画面。

同一时期，《月光岛》作为伤痕文学与科幻的嫁接、《飞向人马座》成为第一部完整长篇、完全脱离儿童对象的《波》、突破科普目的的《沙洛姆教授的迷雾》等，在全国发表超过300篇科幻小说的空前热态下，科幻终于开始为成人读者创作。包括《1984》在内的著名反乌托邦三部曲，及第一部引进的科幻美剧《大西洋底来的人》，极大丰富了作者与读者的视野。

1982年，在《科幻海洋》、《智慧树》、《中国科幻小说报》等一系列刊物创刊之时，中国科幻似乎迎来了自己最好的时代。但盛世短暂，好景不长。改革开放春风下，本土科幻却遭遇了历史上第二次寒潮，后果之烈，相比文革更加惨绝。

4月24日，儿童文学家鲁兵，在《中国青年报》发表了《不是科学，也不是文学》一文，字里行间满是对叶永烈的恶意谩骂，泼妇骂街一般，彻底掀起了全国性的批判科幻小说的狂潮。

虽然童恩正等一众四川科幻作家力挺叶永烈，但非理智的文革余音仍尚未根绝，他们的声音如泥牛入海般迅速熄灭，科幻小说成为精神污染的代名词，刚刚掀起的创作热潮，从此不复存在。

同时，站在风口浪尖的叶永烈，因小说《黑影》而被挂上了反革命分子标签，随即封笔不写。

本土科幻之父郑文光，则在一片喊杀声中突发脑血栓，半身不遂从此挂靴。

这也就是为什么，即使最为痴迷的科幻爱好者，也鲜少有人通读过90年代以前的本土科幻。换句话说，千禧年左右直到现代的中国科幻，与之前成就，其实有着严重的断代。我们现在所见，并非持续生长的森林，而是山火吞噬最后一株树前，奋力抛出的一颗种子。

覆巢之下安有完卵，残破废墟中，可能生出嫩叶。1989年，全国唯一硕果仅存，依然发表科幻小说的杂志《科学文艺》，更名为《奇谈》，这正是后来孕育了大部分本土作品的《科幻世界》的前身。

文学界的集体沉默，也牵扯着电影界的发展。所幸还有几部电影投拍。

1986年，以《黑炮事件》为代表作的导演黄建新，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故事片《错位》。

片中刚刚升职为局长的工程师，在无力面对海量文件与会议的压力下，制造了替代自己工作的机器人。

好景不长，机器人的性格愈发乖张，它甚至开始挑战工程师的地位，甚至掀起了一场革命叛乱。

相较于占比不多的科幻设定，《错位》以其超越时代的影像风格，与对中国官场哲学的辛辣讽刺，在电影史上都有其特殊地位，但总而言之，它更像一部荒诞讽刺的政治寓言。

1988年的这部《潜影》，题材更为现代观众熟悉，便是北京都市传说之一——紫禁城鬼影。

故事里的主人公，发现宁王府博物馆一到深夜，墙壁上就有古人鬼影出现，于是配合公安人员试图揭开鬼影之谜，并设计了一种能够召唤鬼魂的特殊设备。其诡异悬疑的氛围，与对人物的多层次书写，即使抛开科幻类型不看，也是佳作无疑。

1989年的《凶宅美人头》，则是一部苏联科幻小说《陶威尔教授的头颅》的改编作品。内容包括人体复活，头颅移植等，场景也从苏联搬到了中国。大量凶杀，软情色内容的杂糅，在还相对保守的时代引起了一阵波澜。

这也是电影厂体制的特殊优待，创作者无须担心生计，在艺术表达上，可以极尽邪典乖张，虽然这一时期只是短暂的惊鸿一瞥。

时间到达1991年，整个90年代，堪称短暂的中国文艺复兴时期，大量杰出作品一一涌现，《奇谈》杂志也正式更名为《科幻世界》，世界科幻小说协会也在成都开始举办。

这一后来成为中国科幻文学第一阵地的杂志，承载了太多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业。

当然，最早的《科幻世界》还是小众中的小众读物，销量印刷并无什么可圈可点。

但它作为本土科幻作者与作品最主要，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根据地，其重要性毋须多言。篇幅有限，我们也无法一一介绍，就单挑“四大家”说道说道。

从第二期开始，“新生代科幻四大家”之一的韩松，以《流星》一文正式开启科幻创作，后来作品《宇宙墓碑》获得了台湾地区“倪匡科幻奖”，这也是当时华语文学界最大的科幻类奖项。

韩松，这位西南政法大学的客座教授，新华社记者，也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，不仅参加过神农架野人考察，甚至对鬼魂等超自然现象也有涉猎。

从《红色海洋》到《火星照耀美国》，乃至近些年的《医院》系列三步曲。从文风到内容上，均是四人中最有辨识度的异类。文中充斥着非理性的狂想与卡夫卡式的绝望，韩松所构建的时空，把人类积累至今的愚蠢和野蛮纤毫毕现摆上纸面。他所描写的噩梦，深邃黑暗，却又有着神秘的引力，作呕之余又手难释卷。

当然，韩松不拘一格的风格，也让他的作品成为最难影视化的类别。他的极端思考与大部分人看来会感觉不适的猎奇，与其电影化，也许动画化更为合适。但可想而知，如果要忠于作者本人的精髓，那么改编必然也是极度个人化的小众拥趸。其中《红色海洋》一本，也许可以作为尝试，掐去枝节，类似好莱坞八九十年代的恐怖科幻片。

同年，原名何宏伟的何夕，四大家之一，发表处女作《一夜疯狂》。

相比于韩松的鬼魅，何夕显然温柔许多，从《六道众生》、《伤心者》、《爱别离》到长篇《天年》，被人笑称为言情科幻作家的他，看似专注于宏观的，对人类大命运的思考，倒不如说他更关心科学进展之下，人因七情六欲而面临的认同困境。他也是少有的擅长在科幻中写爱情的作者，对现实和时代中缺失的那些东西的关注，也让何夕的作品充满了人文关怀。

除业界追捧的大刘外，何夕也许是最适合影视改编的作者。同样，他的小说改编权也早已在前两年的IP热中被一股脑买断，但为何不拍，这就是个敏感问题了。何夕的小说以中短篇为主，人物刻画生动而饱含细节，故事推进也多以情感线索联系，且与一般人的现实更为贴近，也少有对特效的高难要求。如《伤心者》一篇的情感之真挚动人，《六道众生》在剧情上的节奏感与悬念设计，及充满人格魅力的主人公，都是改编难度较低，也看点丰富的作品。

1993年，第三位大将横空出世，作为四人中最年长者，王晋康带来了处女作《亚当回归》，也带来了核心科幻理念。

他也是四人中最为高产的一位，《生命之歌》、《天父地母》、《蚁生》等代表作，只是其发表的上百短篇中的一角。经历过动荡岁月的他，将人生感悟的深厚与真实也一并注入作品之中。但他的作品，也是四人中看起来乐观，实则阴郁的一个，结合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深刻，通常伴随令人瞠目结舌的冷峻结尾。

而改编王晋康的作品，则是一件极为考察编剧功底的事。曾有人把他称为中国科幻的大地，现实而厚重，与大刘的空灵形成鲜明对比。他的小说看似贴近现实，但实则需要对历史和社会深厚的洞察力，才能抓住改编的线索。而沉重的故事氛围，与结局的奇峰扭转，在考验观众的审美习惯时，也需要独具慧眼的投资人拥有足够的勇气。但其中如《蚁生》之类背景上山下乡时期的作品，或许可作为拓宽观众群年龄的尝试，他的严肃笔触，引起的共鸣虽不大众，但足够耐人寻味。

四大家之首，最为人熟悉的大刘，在最后的1999年登场，处女作《鲸歌》与《微观尽头》均在《科幻世界》首发。

因《三体》的世界性成就，把中国科幻推上了从未有过的高度，对大刘我们也不必赘述。但这里也要推荐一下他较早的作品，如《中国太阳》和《球状闪电》，这两部作品的精神内涵，也是本人最为看好，适合改编为电影的作品。

在《中国太阳》中，来自大山沟的水娃，与绝大多数的北漂入京者一样，都面临了住房、就业和如何留下等一系列困境。没有背景也没有文化的他，只是靠着自己的一股执着，从擦玻璃的蜘蛛人，慢慢成为了穿上宇航服，去清洗人造太阳的太空工人。这一以幻想而反照现实的想象，才是小众文学沟通大众审美的最佳途径。质朴的背景与宏大的目光，及草根的奋斗史，也许是继《流浪地球》之后，最有改编潜力的作品。

柳文扬，潘海天，杨鹏，韩建国，绿杨，周宇坤，星河，谭力等大批优秀作者井喷般出现。整个90年代有超过五百名作者发表过科幻小说，中国科幻银河奖也举办了整整十届。上文所提北师大吴岩教授，率先于全国开启科幻文学课程，这也是新中国科幻教学与学术研究的起点。

而科幻电影，依然乏善可陈。

《大气层消失》，获得金鸡奖评审团特别奖，预算不过几十万，还有吕丽萍与葛优出演的环保灾难题材电影，提出了当时饱受关注的臭氧层消失危险。虽以孩子与动物作为主角，但却是完全成人化的视角展现与后年的《毒吻》一样，丝毫不忌惮敏感内容的描写，处处充满创意的亮点。

相比之下，宋崇导演的儿童电影《霹雳贝贝》，这部电影之火爆，直接促成了《大气层消失》的拍摄，但无论是立意还是制作上，都未能跳脱低龄化的沉疴。

创意的起点倒是有趣，那时宋崇刚刚从上影厂来到儿影厂，大学物理专业的他，在一次编辑会上因为衣服的静电，突然想到一个天生带电的小孩。

捉襟见肘的预算，还让身为电影美术的冯小宁亲自上阵饰演外星人。片中高潮部分之所以选在长城拍摄，也是因为当时人都深信那个谣言：长城是唯一能在宇宙中看到的建筑。

这里，还得提一下97年另一部儿童惊悚科幻片《疯狂的兔子》。

编剧张之路，也是《霹雳贝贝》的作者，但本片之惊悚诡异，与前者大相径庭，而背后隐喻，更是令人胆寒。

所谓“核心科幻”的理念，也在同一时期被王晋康提出——科幻小说应是文学而非科普，必须拥有一个好的科幻构思作为小说的内核，这一科学构思的优劣，将直接决定小说本身的水准成败。

当然，秉持这一观点的作家也不排斥创作的多样性，对多元价值的承认肯定，使得未来的创作能够摆脱束手束脚的窘态。包括刘慈欣，王晋康，何夕与韩松在内的四大天王，均不只创作核心科幻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科幻从科普中走出，这一新类型的正式确立影响深远。此前或友善或无奈而组成的联盟，理应冰消瓦解。

终于，1999年。

一篇名为《假如记忆可以移植》的文章，与当年高考作文题重合，一时间满城风雨，在死寂一般的八十年代后，科幻终于又回到了主流媒体视野。

在无比重视考试的这片土地上，这一爆炸性的偶然，终于让死水起了微澜。

于是乎，2000年，《科幻世界》的订阅量达到38万。说来你可能不信，它成了世界最大销量的科幻杂志。

21世纪的最初十年，科幻文学已经开始酝酿它的黄金时代。

《全频带阻塞干扰》、《大角，快跑》、《乡村教师》、《流浪地球》、《六道众生》、《伤心者》、《关妖精的瓶子》、《三体》、《深度撞击》、《昆仑》、《红色海洋》等杰出作品，让当时还在上学的我，震撼到瞠目结舌。

同时，科幻文学理论与体系建设课题，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，学术理论界的大门，终于向科幻敞开。且《科幻世界》杂志社副社长姚海军主持的视野工程，也启动了《世界科幻大师丛书》的出版工作，这是目前规模最大的科幻丛书。

陈楸帆，程婧波，江波，夏笳，郝景芳，江波等一众新星，在成熟作者的鼎盛期，也开始展露自己的羽翼。

科幻，迎来了它最好的时代。2010年，星云奖的创办，与银河奖一同激励作者;刘慈欣，郝景芳也拿下雨果奖，科幻成就开始进入政治高层视野，本土科幻也不再只能依赖《科幻世界》一人独撑，各地以造血为目的的奖项纷至沓来。2014年，副主席与35位科幻科普作者代表座谈，从国家层面对科幻创作给予了期望和肯定。

那时节，《三体》也刚刚翻译为英文出版，同为知名作家刘宇昆的精彩翻译，也对其最终获得雨果奖而功不可没。

但科幻电影，却万马齐喑究可哀。除了几部沽名钓誉之作，还只停留在专业院校的学生习作中。当然，这里所谈不包括香港与台湾地区，那里以后有机会另开新篇。

虽然2016年，成都主办了“全球华语科幻电影星云奖”，作为世界首个专业性科幻电影奖项，其表现却差强人意，获奖名单也是尴尬惨淡。

此前在大小电影节与比赛中，获得肯定的科幻类剧本，依然没有一部真正离开了纸面。

即使是对国产科幻片，最抱有希望的那群人，也难免在长夜哀叹。贺岁片，古装片，喜剧片从90年代开始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但对电影工业体系要求最高的科幻片，却反照出现实的金玉其外。

直到《流浪地球》上映的那一天，这一切才开始改变。

说个小插曲，把时间退回20年前，1999年的一本《科幻世界》上，刊登了一位来自合肥八中的读者投稿，简单一篇设定文，并不十分出彩，但对投稿人来说，这份肯定与鼓励，是她少女时光中的一件大事。

当时的那位女孩，正是吴京的夫人谢楠。

但狂欢过后，我们还是需要冷静下来，无论是小众甜点，还是热门大片，在一众外语片的挤压，与内部创作环境和市场的双重围剿下，本土科幻电影创作，也许才刚刚走出寒冬，这一从0到1的转变，并不代表春天已经到来。

无论是武侠还是玄幻，中国电影人都曾尝试对抗好莱坞，但早已显出疲软。我们这里无意讨探本土科幻电影为何深陷泥潭，但借着第一声春雷，也可斗胆眺望一下未来。

我知道你们对学术讨探与市场分析没啥兴趣，这里单提一点。多年前，王小波曾发表过一篇杂文《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幻？》，其中轻描淡写，抛出如下无奈——我怎么跟上面说呢？我这部片子现实意义在哪里？积极意义又在哪里？为什么我要搞这么一部古怪的电影？这些问题我一个都答不上来，可答不上来又不行。这样一想，结论就出来了：当初我就不该给自己找这份麻烦。

是的，拍科幻电影，本身就是给自己找麻烦，不是多喝热水早点睡觉就能解决的小感冒，而是得群策群力，需要对比快销品耗费多得多的脑力与责任的疑难杂病。

文学角度的足够积累，并不能简单推动电影的量变与质变，也改变不了积贫积弱的困境。

王晋康的小说《生命之歌》，早在十多年前就找到了西影厂，但最后还是因为没钱作罢。临门一脚没人敢踢，谁都不愿意第一个吃螃蟹。当你随便对电影创作的一个板块投去一瞥，却心惊胆战发现其背后都是千疮百孔的细节，那种巨大的无力感，才叫排山倒海。

而《流浪地球》的巨大成功，也许真的为中国科幻电影发展点明了一条道路。它在科学设定，人性探讨上的瑕疵，也无法掩盖人们对其选题制作上超越以往期待的，化解多年焦灼的赞美。

于是，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科幻电影短期内发展的两大方向：一是以民族和国家文化认同为前提的大体量大制作本土科幻电影，在这片土地上，想要获得大众，就无法忽视国家与民族情怀；

二是瞄准创意与脑洞的低成本口碑作品。而令人悲观和惋惜的是，题材沉重或有着深厚内核的作品不是资本优先青睐的对象，也不符合类型作品从无到有这一初级发展阶段的经验规律。

但这并不是什么需要大张旗鼓哀叹的事，这种必然的发展，才可能造就豁然的前景。深刻一词，本身并非一种绝对定义，而只是相对的概念，何时用它，只取决于是谁在看。

“要循序渐进，先让大家接受世界观，先从本土观念出发。”郭帆导演的这一观点，精确命中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路径，一味追求深刻与厚重的命题，并不能解决本土作品所面对的现实困境。

这也指出了未来电影题材选择上的一种可能，在单纯的“人类面对巨大灾难如何自处”这一原初的概念上，未来太空的资源掠夺，意识转移虚拟世界等贴近现实较近的内容，依然会是资本的首选。

而郝景芳笔下社会分层的世界，那些可能更为现实和深刻的反乌托邦思考，对理想型和灾难型社会的想象，对不同社会形式的探索等，虽然在文本上具有独特的反叛魅力，但在大环境之下却有着极大风险。

但我们也不得不警惕另一种现实，即《流浪地球》虽然给了后继者参照系，也为资本注入了极大信心。但信心伴随着野心，而野心又必然带来盲从与逐利，科幻未来是否会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价值困境？

在《2018中国科幻产业报告》中，科幻产业产值已经过140亿元，其中大部分，都是科幻影视的功劳。

但这是2017年，那时还没有小破球。吊诡的部分来了，这些产值究竟来自何处？

答案很简单，大量粗制滥造以所谓环境和形式之名，博取资本信赖的“科幻”网剧。那些所谓的东方化尝试，其实就是狗血玛丽苏，它们不仅没有丝毫前瞻性想象，对科学对技术对社会也只是东施效颦般拙劣乱吹，这种充斥在各个类型中的乱象，在《流浪地球》爆火后，在资本重拾信心后，也在摩拳擦掌，准备浑水摸鱼。

如果把擦边球和分杯羹的搅局者，误解为是对大众科幻热情的表现，那与自掘坟墓无疑。

刘慈欣有一句尖刻但不乏启发的点评，指出了繁花似锦下不容小觑的创意空洞。

“ 现在，科幻文学有一种无意识或有意识的‘去灵魂化’，这就是我所说的科幻所面临的更大威胁，它在从根本上动摇科幻存在的基础。当我们把目光从星空收回，投向怨男信女们可怜巴巴的小心灵时，科幻离死就不远了。”

如果我们只依赖几位大牛的支撑，那么也许未来充斥银幕的，就是《三休大战三体》。

《流浪地球》从0到1，经历的漫长打磨，乃至撤资惨剧，和付出无数血泪才部分克服的产业乃至整个受众的系统性困境。这种责任和态度以及幸运，都不是可以简单复制的东西。

就像前日持续发酵的评分之争，无数屁股之中，鲜见脑袋踪影。

但可惜的是，屁股并不能创造任何作品。

转自：第十放映室

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如若侵权，请联系本站删除！

标签: none